摘  要

太魯閣的歷史，歷經原住民族遷徙、清代開山撫番、日治時期「理蕃」統治，及戰後東西橫貫公路的開發與利用，使區域內充滿具歷史意義的文化資產。本研究僅針對立霧溪流域太魯閣峽谷段（天祥以東區段）、及依廣義文化資產概念之下，具歷史文化價值，具重要且代表性之古蹟、歷史建築、史蹟、文化景觀及文化地景等有形文化資產為研究之目標，廣義的檢視並探討此間之文化資產。

     各種文化資產的誕生皆有其當時時空環境下的歷史脈絡，太魯閣地區因地理封閉的特殊性，使得此間的文化資產，則皆源自於對應當代區域間重大歷史事件 所帶動的文化變遷，成為一項特色。擇要例舉如下：

(一)「開山撫番時期」延伸之文化資產：

     太魯閣與外界大規模的互動，始於清代「開山撫番」時期。同治10年（1871）「牡丹社事件」」爆發，清政府基於國防的需要，於同治13 年（1874）派遣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為臺灣海防欽差大臣，並來臺善後，確立了「開山撫番」政策。其重要的政策之一，便是開鑿北、中、南三條道路，直達當時清政府勢力轄外的後山東部地區。其中，開鑿貫通於蘇澳至花蓮港（花蓮古名）的「北路」，打開了自古以來太魯閣與世隔絕的環境天險。

     當時奉派開鑿北路的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在《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》，一書中，記錄下「開山撫番」的風土見聞與地理描述，寫成了使得外界對於「太魯閣」之人與其領域，也終於有了初步的局部描述：「自大濁水起至三棧城止，依山之番，統名曰大魯閣。其口社曰九宛、曰實仔眼、曰龜汝、曰汝沙、曰符吻、曰侖頂、曰實空、曰實仔八 眼，凡八社，憑高恃險，郿性靡常。」

     當時稱立霧溪為「得其黎溪」，清軍僅行止於峽谷東側出海口一帶，對於山麓間的族社聚落，僅徒留遠眺下的「太魯閣八社」的聚落描述。此即「太魯閣八社」之由來，為清代對於太魯閣聚落極為僅有的認識，礙於帝國的力有未逮；遠眺八社之中，關於峽谷之內的聚落，僅有「符吻」（赫赫斯，即大禮）、「侖頂」（落支煙）、「實仔眼」（西拉岸）此3 個太魯閣聚落之名，而難以為文化資產具體形式。

(二)「理蕃警備時期」延伸之文化資產：

臺灣割讓與日本帝國之後，對於來到太魯閣的統治者而言，在這個以石灰岩地質、斷崖、深谷遍布為地理特徵的峽谷間，打造便捷可行的交通道路，則為長久治理之基礎。因此，以立霧溪為幹線的道路開鑿，成為首要的要務。這些因為各種目的所開鑿的道路，也就是立霧溪上「日治時期古道」的由來。太魯閣的「日治時期古道」則可區分為：

(1)「太魯閣應急軍用道路」：

    大正3年（1914）太魯閣戰爭期間，由合歡山西路俯攻而下的日本軍隊，與峽口溯溪進入立霧溪的警察隊，分別兩面夾擊、入侵太魯閣。戰爭過程中，日本軍警分別自東西兩端開鑿軍用應急道路，主要路線沿著立霧溪，由合歡山直到太魯閣峽口。由於係戰爭「應急」之用途，採料選擇也多因陋就簡，多未以日後的「交通」為主要考量。歷經百年之後，山林間偶然可見當時的道路殘段。

(2)「警備道路」：

    太魯閣戰爭結束後，總督府開鑿道路進入太魯閣山地，作為殖民的基礎工程。日治時期「警備道路」的開鑿，乃是基於臺灣山地的地理特性，為達統治目的而設置。如今，這些古道大多雖已廢棄，甚至消失，然而卻也仍有部分日治時期的古道仍為各種目的所利用；無論成為中橫公路省道、國家公園健行步道、觀光景觀步道，乃至於登山步道，古道乃成為立霧溪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資產，其中以「錐麓古道」為最具代表性之昔日警備道路，也是至今仍持續利用的重要文化資產。

(三)「攬勝風潮時期」延伸之文化資產：

昭和2年（1927），「太魯閣峽」經臺灣日日新報票選成為「臺灣八景」之後，立刻廣為增加其知名程度。隨之而來的，是日益增加、由各方慕名前來的攬勝之客。花蓮港廳面對湧入的觀光客潮，也隨即著手整建太魯閣的觀光設施。

追隨八景盛名來到太魯閣的遊人之中，文人雅士、顯貴官紳為常見之客，他們也常以太魯閣，邀約作為雅遊勝地。徜徉在太魯閣的山水幽谷間，除了以詩文吟詠太魯閣的美景、抒發感動心情，也自選出奇景，將自峽口至塔比多之間的精華地景，仿效八景遴選出太魯閣最具代表性的數處勝景，分別為：

(1)「太魯閣十二景」：東洋第一斷崖、巴達岡之櫻、深水溫泉、佐久間神社、錐麓之遠望、白妙橋、立霧橋、合流溪谷、仙寰橋、荖西駐在所、海鼠山、斷崖一軒家。

(2)「太魯閣四時之景」：春～塔比多山櫻、夏～不動岩清水、秋～紅葉的楓橋、冬～雪見海鼠山

日治時期太魯閣的攬勝風潮，於昭和9年（1934）貫通花蓮港廳與臺中州之間的「合歡越」道路竣工後，達到全盛高峰時期。除此「太魯閣十二景」、「太魯閣四時之景」等文化景觀之外，「合歡越」道路沿途所見之風景尚有如：「不動明王祠」、各種紀念碑，以及駐守於蕃地的警察官刻意改造太魯閣「內地化」風潮下的地景改造，皆成為文化地景上的文化資產。

(四)「戰爭動員時期」延伸之文化資產：

昭和12年（1937）7月7日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，臺灣進入「戰時體制」。隨著戰事日益加劇，日本帝國隨即頒佈「國家總動員法」，傾舉國之力投入戰爭的需要。在這股總動員風潮下，開發戰爭相關軍需資源的迫切性，成為各州廳地方政府的首要之務。花蓮港廳的要務之一，便是將立霧溪天然資源加速開發。而這其中又以將可挹注財政的金砂開採、以及作為工業化原動力的水力發電，成為在戰時動員下，太魯閣所扮演的重要分工角色。

為了開發立霧溪的水力發電，當局自峽口開拓道路至溪畔，其規格需可供車輛通行的3.5公尺單線自動車道，這條計畫道路稱為「發電道路」。此外，為了開發立霧溪流域高位丘段的砂金資源，接續同步施工中的發電道路終點，即以溪畔為起點，同樣開拓路幅成為可行車輛的道路，並將車路通達立霧溪中游的塔比多。此一穿越整個立霧溪下游峽谷的浩大工程，道路全程13公里，則稱為「太魯閣產金道路」。

隨著太平洋戰爭接續爆發，兩項工程的工期嚴重延誤，總督府傾全力開鑿因應戰時需求的兩條產業道路，最終僅完成了「發電道路」，「太魯閣產金道路」則至戰敗終究未竟全功。但其橋梁、道路工程等遺跡，成為今日之「彌陀巖」、「九曲洞」、「燕子口」等知名景點。諸多遺跡分佈於太魯閣口至合流峽谷之間，至今仍為持續利用之中；峽谷的丘段之上，也可見昔日的產金遺跡。

(五)「開拓橫貫時期」延伸之文化資產：

民國38年（1949）遷臺後的中華民國政府，鑑於國防軍事的需要、及克服臺灣本島防衛縱深過淺的缺點，而倡建構築貫通中央山脈的橫貫公路之議。並於退輔會的安置計劃下，預定將大量的榮民安置於山區從事拓墾荒地、開發山地道路沿途的山區集團農場，也成為了橫貫公路的積極開發理由之一。

民國45年（1956）7月7日，「臺灣省東西橫貫公路」在花蓮太魯閣、與臺中谷關兩地同時舉行開工典禮。數以千計的榮民、陸軍官兵、暑期青年學生、生產作業總隊與職訓總隊投入了此項浩大工程。由於施工地點多於崇山峻嶺間、與懸崖絕壁之上，難施以大型機具配合作業，榮民以簡單的工具，憑藉人力穿岩鑿壁，一鎚一斧的作業。此外由於工程期間天災不斷，致使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損失。「臺灣省東西橫貫公路」不僅為手工打造，更全然以血肉築路。

民國49年（1960）4月，歷時3年10個月，耗資近4億、犧牲212名工程人員，主線總長194公里的「臺灣省東西橫貫公路」終於竣工。5月9日，在主線西段的谷關舉行了通車典禮。「臺灣省東西橫貫公路」主線由太魯閣峽口，溯立霧溪至溪畔，經合流、大北投（天祥）、畢祿、關原、合歡埡口，轉向梨山、佳陽、達見、谷關，出於東勢，全長計194.2km。由於工程傷亡慘重，竣工後，為紀念工程期間殉職的榮民，而興建「長春祠」等紀念建築。民國46年(1957）10月20日，災變中殉職的靳珩工務段長，亦以其名而命新橋為「靳珩橋」。

此為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首見的重要大型工程建設，故有當時的黨政要員、學士名人的十二幅墨跡鑿刻於峽谷崖壁之間。又為以當時的國族意識與榮民安置，沿途中國式的閣樓亭搭配幽谷飛瀑，取代舊時地景，而成為新的文化景觀。此外，尚有郭衣洞（即作家「柏楊」）所作之「橫貫十二景」，以及沿途興建之橋梁、工程地景、紀念建築、相關碑碣、牌坊在各個重要據點出現，成為太魯閣峽谷極為重要的文化資產。

(六)「精神建設時期」延伸之文化資產：

1960年代中期，時值中國大陸「文化大革命」等政治運動如野火燎原般興起。為對照共產毀棄民族傳統、宣揚忠孝典範，民國56年（1967）9月28日教師節，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、國防部、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臺灣省公路局等機關，共同為橫貫公路上的「五大民族精神建設」舉行啟用儀式。此五項建築為：「慈母橋」、「慈母亭」、「岳王亭」、「孟母亭」、「文天祥像」，儀式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蔣經國主持揭幕儀式。

此時期除了橫貫公路沿線的地名大幅更名，諸如「大禹嶺」、「天祥」、「介壽山」等具有儒道或國族意識的山川符號。「五大民族精神建設」，成為「自由中國」的政治宣傳，至今仍為利用，成為見證當時時空背景下的文化資產。